多种渠道引才，是四个城市（地区）引进科技人才的共同特点，政府、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以及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多管齐下、各司其职、协调配合，积极引进优秀人才。第一，尽管历史不同，但从目前的发展来看，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台湾、上海四地政府在提出人才发展战略、完善管理体制、建构整体体系和完善公共服务上发挥重要主导作用。第二，四地发挥高校、科研院所以引进人才的突出作用，高校、科研院所基于其知识中心、学术共同体、无形网络的特殊优势以及其人才荟萃、智力集聚的特点，往往通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科研院所、建设顶尖研究机构、发挥应用性科研院所独特作用、完善学术战略联盟等方面，让科学家、工程师将此作为心向往之的重要据点。第三，四地多看重企业、用人单位在引进人才上的主体作用，把企业作为引进海外科技人才的需求来源、动力基础。第四，民间组织、专业团体出于其自身特定的发展与职能，多与特定层面的人才发生有机的互动和联系，发挥民间组织、专业团体在引进人才中的代表、协调、联络、桥梁等多方面作用，也是四地吸引人才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表2-3　四地引进海外人才参与主体的比较

纵览四地引进人才实践，相较于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以及民间组织和专业团体，政府的角色及其作用方式当属各方最大的不同。我们在这里作一概略性讨论。

东亚国家和地区之间实施务实的、既加强市场基础又进行政府干预的政策，是解释东亚奇迹的一把重要的钥匙。⁽¹⁴⁾推及至海外人才引进上，四地在政府角色及其作用空间上存在三种不同的发展思路。

第一种是政府从“积极不干预”到开始介入的思路，其典型代表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由于奉行市场自由法则，香港政府历史上对人才引进主要扮演被动的角色，而开始介入的时间相对较晚；从介入的方式来看，也多为间接建构普适性政策和营造环境为主。从当前香港政府对人才引进的作为来看，香港除了一些咨询会议和特首施政纲领中触及相关命题外，尚没有专门性的人才发展战略及其对人才引进的完整表述。另一方面，除了入境事务处的相关政策在调节人才准入的门槛以外，也缺少专职部门承担相应职责推动人才引进事务。这种模式给予市场特别是用人单位最大的作用空间和自由度。但问题在于，当前，人才问题是一个具有前瞻性和先导性的战略问题，在实践中容易陷入逐利和短期行为的市场能否基于长远考虑、承受转型的阵痛而克服自身的失灵问题而获得发展先机；尤其在人才竞争日益激励，各国政府多积极介入人才领域而谋求竞争优势的背景下，政府是不是要进一步加大对人才引进的介入程度，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命题。

第二种是政府主动介入、重在直接主导的思路，台湾地区和上海属于这一范畴。这突出表现在政府在不同的阶段对引进海外人才提出明确的政策指引，具有明确的发展战略，且在一定程度上有确切的引才目标，运用政府财政经费、动用政府资源直接赴海外开展人才引进活动。这一模式的优点在于，具有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便于政府直接掌握人才引进的动态和趋势，同时，源于政府的强势背景，对增强引才政策、增强海外对本土的关注度是多有裨益的。但这一路径也需要基于几个基本的前提，才能更具有效性。但这些前提往往在实践中表现为需要克服但又是尚未得到最终有效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例如，政府如何确保推动的指向与市场的旨趣保持默契或者一致，而事实上，市场特别是用人单位的真实需求与政府以为知道的方向可能存在距离；又如，政府在积极作为、主动推动的进程中，如何清晰界定并且时刻警醒于自己的角色定位，不越位又不缺位，而事实上，政府往往在一旦碰到市场主体可作为的时候，会更倾向于越俎代庖。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基础是，政府一以贯之秉持一定的政策取向，但特别是当主动介入的政府频繁更迭，或者政府主导的方向总是随领导人的兴趣重点的不同而变换过度，甚至相互冲突，如何保持人才引进的有效性，似乎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难题。

第三种是政府主动介入、重在间接方式的思路，其典型代表是新加坡。一方面，新加坡从一开始就有吸引外来人才的发展志向，政府也在实践中一直扮演着积极推动者的角色，例如，完整的引才政府架构与相应职能，以“联系新加坡”为代表的完备的服务支撑来实现。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引进海外人才有明确的作用空间，做政府应该做的，即更加注重对具有明确价值理念并一以贯之、能够与内外环境保持同步、集中反映民众发展利益的人才发展战略的制度与实施，更加注重运用政策工具塑造环境和优化服务。这一路径的优点在于，既有效发挥政府的职责与功能，避免市场失灵、波动剧烈、丧失发展先机，又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有效提高引才的效能、效率。不过，当前，这种模式遭遇的可能的挑战就是，间接的手段更多的是提供一种可能性，并不尽然带来直接的引才效果，尤其在竞争日益激烈，各方多在双管齐下采取政府与市场结合、直接与间接并用的情况下，如何让间接方式更有效地吸引人才，或者间接方式可挖掘的潜力有多少，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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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许健智：《科技人才培育、延揽与运用方案之规划》，《科学发展月刊》（台湾）1992年第20卷第10期。

(2) 《新世纪人力发展方案》（2001—2004年）。

(3) 黄枫台：《知识经济下台湾科技人力资源策略》，《科技发展政策报导》2001年，第689—694页。(www.daowen.com)

(4) 《2015年经济发展愿景第一阶段三年冲刺计划（2007—2009年）·产业人力套案》。

(5) 台湾《科学技术年鉴》专题2010年“全国”人才培育会议。

(6) Finkelstein，Martin（2003），The Morphing of the American Academic Professions，Liberal Education89：6．

(7) Salmi，Jamil（2011）The challenge of establish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World Bank．

(8) 《行政长官特设创新科技委员会第一份报告》，1998年。

(9) “经济建设委员会”：《新世纪第三期人力发展方案》。

(10) http://itrifamily-old.itri.org.tw/in/95/in950515 3.htm．

(11) 邓莉蓉：《李资政鼓励新公民积极参与社区活动》，《联合早报》2009年3月8日。

(12) 策略发展委员会吸引人才小组。

(13) 陈舒主编：《台湾科技发展体制与机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4) 印·吉尔、霍·卡拉斯等：《东亚复兴》，中信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