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地引进海外高科技人才的背景

当今世界，转型是时代发展的一个核心词。所谓转型，是指事物的结构形态、运转模型和人们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过程。不同转型主体的状态及其与客观环境的适应程度，决定了转型内容和方向的多样性。转型是主动求新求变的过程，是一个创新的过程，是由旧的发展模式向符合当前时代要求的新模式的跨越。

1．知识经济的内在要求

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在《美国知识的生产与分配》一书首先提出知识产业。马克卢普根据二次大战后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美国的社会发展与产业结构变化，提出“知识产业”（Knowledge Industry）的概念，马克卢普认为知识产业包括：研发、教育、信息设备、信息服务和传播媒体等五项。他指出，从1947年至1958年的11年间，美国的知识产业每年平均以10％的速度增长，1958年知识产业的产值已经占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9％。1996年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在《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报告中首度提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Knowledge Based Economy），将知识经济定义为直接建立在知识与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

相较于农业经济强调同自然界的竞争，以自然资源作为经济增长主导，工业社会突出利用能源把自然环境改变成技术环境，知识经济更加突出把信息、知识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科学能力成为一国的潜力和力量的决定因素，研究与发展已成为各国力量的对比标准。世界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又一次明显的变化，知识不再是生产的附庸，而成为经济的增长源，智力资源的占有和配置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和动力，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经合组织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已经以知识为基础（OECD，1996），当竞争的优势来自知识和信息的获得、分配、创新和使用，而不是主要来自劳动力和资金的时候，当谁拥有足够的智力资源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谁就拥有技术创新的条件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就能比别人更早地捷足先登，获得新的知识、新的发现和发明，就能将之转换成现实的经济价值，就能掌握竞争的主导权。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实力的竞争和综合国力的竞争就直接表现为智力资源的占有和优秀人才的拥有。

2．东亚转型的重要动力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人认为诸如腐败、任人唯亲以及裙带关系等结构性缺陷，将使东亚拖入像拉美那样长期的经济困境。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1998年之后东亚地区新兴经济体增长非常强劲：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年均增长率超过了9％，200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以现行汇率计算达到了4万亿美元，出口不断增长，占到全球总额的1/5，平均每年超过2万亿美元，东亚地区还是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外汇储备接近1.6万亿美元。资本市场持续发展，国内金融部门的资产达到9.6万美元。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是，社会发展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与1998年相比，东亚贫困人口减少了3亿人（以人均每天消费不低于2美元为标准衡量），中产阶级迅速成长，在经济事务中开始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整个地区都在推进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改革，并且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即便是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东亚新兴经济受到的伤害要比欧美低得多。这些给予每4年对东亚进行研究的世界银行研究人员一个结论：一个经济复兴时代正在东亚地区展开。⁽¹⁾

尽管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东亚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是资本或者要素的增长而非全要素的增长，引发国际上激烈的争论。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何以迅速复苏，其内在的原因是什么？

东亚经济的迅速复苏有赖于新兴工业化经济积累的资本、现代化设备、良好组织、有效应对竞争、充裕的技术劳动力，但更重要的是，东亚选择了一条通过重视创新谋求战略转型的发展路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加大本土的研发能力。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东亚国家的研发投入翻了一番，现在平均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2％，像韩国、新加坡的比例几乎接近美国。许多东亚经济体采取了与发达国家相同的研究模式，即60％左右的研发来自企业内部，20％来自政府，20％来自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同时，政府、院校、科研机构分工合作，为东亚实现从制造向创新、设计到品牌的发展的跨越转型注入了内在动力。其次是注重知识的吸收与交流。东亚国家的企业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更加注重对外部知识的吸收、转化和交流。一方面通过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特别是全球研发总部，提升知识外溢水平，提高知识吸收能力；另一方面，东亚国家积极通过引进设备、引进关键人物、积极参与出口等方式，提升知识竞争的能力。

3．后危机时代的关键趋势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发生新的变革转型。首先，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发展模式面临重构，转型成为新的时代主题。美国为了重振本土工业，正实现着由过去把工业生产大量环节转移海外的“去工业化”到现在的“再工业化”的快速转身，把“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推出了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鼓励科技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和措施。欧盟提出了总经费预算超过505亿欧元、执行期为7年的《欧盟第七框架计划》，其中包括健康、食品农业与生物工程、信息通讯技术、安全、能源、环保、交通、空间、纳米、社会经济与人文科学等十大主题研究领域48个专项⁽²⁾。2010年初欧洲委员会在深切反思全球经济危机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欧洲2020”的战略，其核心思想就是转向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精明增长、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可持续增长和以推动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和地域和谐的充分就业的和谐增长（smart，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growth）。

其次，技术创新和发展新兴产业，引领全球新一轮产业升级。历史规律证明，经济危机往往是科技创新与产业革命的“助推器”。奥巴马政府大力扶持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美国政府投入1500亿美元进行新能源产业开发，投入110亿美元改造电网，投入20亿美元研发先进电池技术，节约的能源超过从中东和委内瑞拉的石油进口量。同时，积极发展油电混合动力汽车、电动车等新能源技术，加大风能、沙漠太阳能投资力度，以期使美国成为新能源发展和应用的中心，成为带动美国经济复苏的新的增长点，以保持美国在全球“火车头”的地位。各国也在世界经济危机后提出相应的产业和企业扶持政策，以期抢占战略制高点。日本制定了《新产业创造战略》，提出两大发展重点，一是高端新兴产业领域，包括燃料电池、信息家电、机器人、数字内容等产业；二是与扩大市场需求对应的新兴产业领域，包括健康福利设备、服务产业、环境设备服务、业务外包服务等，其中产业“转型”的意图十分明显。

表1-1　各国在世界经济危机后的产业和企业扶持政策

资料来源：［日］经济产业研究所根据“经济危机与产业政策”研讨会资料等制作。

1．人才引领作用

人才是高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础，不仅决定着高科技发展的成败，同时也影响着以创新驱动的发展。

波特认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最重要来源是：生产要素、需求因素、相关和支持产业以及企业战略和组织结构。在生产要素中，又分为基本要素和高等要素。基本要素包括自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劳工、债务资本等。在许多行业，基本要素对企业竞争力有很大影响，但二次大战后其重要性日益下降。高等要素包括现代化电信网络、高科技人才、尖端学科的研究机构等。高等要素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因为：（1）它是开发新产品、设计新工艺的必要条件，而且供给相对稀缺；（2）高等要素的“创造”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而且要有适宜其生长的社会、经济、法制环境；（3）高等要素往往难于通过公开市场取得。波特还把生产要素分为通用要素（包括高速公路、融通资金和大学一般专业的毕业生）和特殊要素（指应用面很窄的专业人才、专门知识和基础设施）。高等要素加特殊要素对于国家、行业、企业获得和保持国际竞争力，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而其中，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以及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成为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竞争力的根本动因、关键变量和长期决定性要素。

从国家间的竞争来看，世界上科技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无一不是依靠自己强大的人才优势。如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和科技强国，就是它用优惠的政策和条件吸引了世界上大批优秀人才为其服务，他们所获得的成果和创造的价值是其他国家无法抗衡的。更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以色列，这个国土面积不足3万平方公里，条件极其恶劣，资源贫乏，人口只有560万的小国，就凭着国民受教育程度高，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比例大这一优势，跨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³⁾

从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来看，人才是主要的驱动因素。中外学者在对全球120多个城市的研究指出，人才本体和创新环境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弹性分别为0.183、0.182，高居诸因素之首；生活环境、企业本体和商务环境紧随其后，位列3—5名；社会环境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弹性最低，为0.034。特别是人均GDP在1万美元以下的具有典型发展中国家特点的城市，贡献弹性最大的是人才本体竞争力，为0.214。⁽⁴⁾

2．国际人才流动(www.daowen.com)

与知识经济发展相伴随，在跨国公司全球崛起以及信息技术全球推进作用下，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趋势，人力资源特别是人才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已成为普遍现象，联合国统计显示，2005年国际迁徙者人数为1.91亿，1.15亿在发达国家，7500万在发展中国家。1990年到2005年之间，高收入国家的国际迁徙者人数增长了4100万，为历史最多。另据道克奎尔和马福克（Docquier ＆ Marfouk）的研究，2000年有大约2000万25岁或25岁以上高技术移民在经济与发展组织国家生活，比1990年的1200万增加800万，人才的全球流动速度与规模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表1-2　不同发展阶段国际移民的比较

全球人才流动出现了以下几个变化：

一是经济性移民的目的日益凸显。与以往多因避难、殖民扩张等政治性因素为主的移民不同，当下的移民更多出于谋求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环境而选择迁徙。

二是聚焦高技术、高学历的专业人才。二战以后，传统基于经济发展、出生率低、人力资源短缺，向移民开放的西方国家，移民的门槛越来越高，在规范劳工移民迁入的同时，将眼光转向了发展中国家高素质人才，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比例不断提高。

三是出现了“专业过客”。所谓专业过客，指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以工作为目的的、短期性的高技术移民，他们的迁徙不以民族国家为背景，而出于工作的原因，在全球各地流动，他们多为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各部门驻外机构及合资企业的管理和专业人员。这一批掌握多国语言、拥有技术的专业过客，不受任何国界的限制，随时在任何地方、为任何人工作，这一全球工作群体，将成为塑造未来的一个源泉。一方面促进了西欧、北美、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间人员的交流，另一方面也给投资引进国带来了经济生机和多元文化价值，促进双向流动。

3．全球人才竞争

当今世界，人才竞争如火如荼。人才资源的全球性竞争是一种无准入、无交易条件下的完全自由竞争。竞争的胜败取决于这个国家能否为各类人才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和事业发展的生态环境，换句话说，哪儿有适宜人才成长和发展的环境，哪儿就能成为人才集聚的中心。美国学者詹姆斯·坎顿在其著作《极端的未来》中指出，全球人才大战即将成为竞争的最主要的战场，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个人，都将为人才竞争陷入苦战；如何从全球人才库中寻找到高技术的人才，成为每个国家的最大挑战。⁽⁵⁾

从全球人才争夺的动向来看，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倾向：

一是人才短缺的常态化、规模化。人才短缺已经不是一时的问题，技术人才供应充足的时代已经过去。

二是人才的全球共享、全球使用。在现今经济领域，人们可以从世界各地找到各种层次、拥有不同技能的人才。企业可以足不出户根据需要在全球范围招募人才。

三是人才竞争从闭合系统之中的竞争转向开放系统中的竞争。人才的流动，不再是从流出地的人才流失（BrainDrain）、流入地的人才流入（BrainGain）的单向的流动，也不再是在闭合之中的人才环流（Brain Circle），即人才从流出地（A）流向人才流入地（B）再返回人才流出地（A）的循环，而是进入一个开放系统，即从流出地（A）流向某地（B）后再流向第三地（C）而非回流至流出地（A）的过程。

图1-1　全球人才流动模式的转变

四是全球呈现人才决定事业、决定发展的趋势。以人才为中心，就是根据全球人才的分布状况来发展事业，以符合特定市场需求的组织。

从全球人才竞争态势来看，发达国家在人才吸引和集聚上没有些许停步。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在竞相制定本国的人才战略，采取培养与引进并举、精心培养和高效使用并重的政策，在加强本国人力资源建设、稳住本国人才的同时，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政策措施，大力吸引和利用外国科技人才，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美国制定了“培训21世纪美国人”的人才战略；制定开放的移民政策招揽人才移民，制定优惠的留学政策“收割”别国的人才，提供优惠的待遇和良好的工作条件留住外国人才；实施人才本土化战略，推动美国在海外的跨国公司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的本土化，利用国际化人才为美国公司服务；2001年出台了《加强21世纪美国竞争力法》，其核心就是要吸纳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日本提出了“培养世界通用的21世纪日本人”的战略目标，加强本国人才的培养；制定了《研究交流促进法》、《外国科技人员招聘制度》等法规，并通过优惠的政策和优质的服务加大对外国人才的吸纳力度。德国为填补本国的人才空缺，通过给非欧盟国家成员发放“绿卡”，引进海外信息高级技术人才。芬兰对外籍科技人员实行优惠税率政策，将外籍科技人员的税率减低到当地人员的58％，以吸引外籍人才。欧盟在第六个框架计划中，更是设立专门的计划吸引欧盟以外各国科技人员加入框架计划的研究。韩国在1996年建立高等研究院，从世界各地招聘顶尖科技人才，力图以此带动韩国基础研究的发展。许多国家在研究机构和大学加大吸引各国创新人才的同时，跨国公司通过在他国独资或合资兴办企业，建立研究与发展（R＆D）机构，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工作条件，就地争夺所在国的优秀人才，给所在国带来严峻挑战。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突出的动向是，一些转型国家，如“金砖国家”（BRICS）也加快了吸引人才的脚步，例如印度将原来的印度侨民事务部（Ministry of Non-Resident Indian Affairs）改为海外印度人事务部（Ministry of Overseas Indian Affairs），将职能拓展到直接单独负责海外移民的回流事务，同时，印度积极实施科学家储备计划、海外人才知识转移项目（Tokten，Transfer of Knowledge Through Expatriate National Programme），设立海外印裔科技专家联络中心（INRIST），先后推出了“印度裔卡”（PIO）计划和“印度海外公民权”（OCI）计划，举办印度侨民节（Pravasi Bharatiya Divas-PBD day），实行双重国籍等一系列措施吸引海外人才。

全球范围的人才争夺战全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