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供应链犹如一台性能优异的机器，以未曾料到的高效、精确的方式运转着。但是，约束这个世界行为的法规、法律制造了延缓供应链改良的重重山峦，或者使得一些能够惠及特定地区的隧道和高速公路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限制。在平的世界中政策需要做出什么样的调整？企业领导者必须了解政策的哪些特质以便绕过重重山峦，转向平坦之途？利丰公司曾经从一个新兴市场国家采购夹克衫，而当时该国正受到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和饥荒的威胁。当通过银行信用证向对方付款时，利丰公司在香港的管理者们收到一份来自该工厂经理们的邮件，他们要求利丰撤销信用证，因为他们现在感兴趣的不是现金，在这种情形下，由于没有可供购买的食物，钱是没有意义的。该工厂给利丰发送了一份他们所需要的食品和必需品的清单，大部分是大米、面粉和罐装食品，这是他们需要的，而不是现金。食品被装进集装箱，到达目的地后被卸载，装好定制的服装然后被运回。这家服装加工厂的经理们所关心的是避免让他们的员工与家人挨饿，实际上国际贸易使他们的生命得以延续。

贸易政策有时似乎像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全球贸易的确影响了一个国家人们的生活和经济发展速度。正如上述案例，它甚至有生死攸关的意义。不幸的是，正如上述案例中挨饿的工人，政治和经济的诉求通常导致了一种不理想的结局。在了解客户需求时，行政层面的要素要先于经营层面考虑，却忽略了商业中最重要的元素：为客户提供性价比最优的产品，在此过程中创造价值。

在平的世界中，企业领导人所关心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设计最优的供应链和网络，以便把最合适的产品以最合适的价格传递给客户。但是，此项工作由于各种复杂法规的层层约束和限制而变得非常复杂，这影响和扭曲了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而又对可能开展创新企业的供应链和网络产生巨大影响。领导者，尤其是进行网络协调的企业领导者需要了解这一正在发生变化的领域及其影响要素。

在利丰公司香港办公室会议桌的上方挂着一幅中国地形图，古老的丝绸之路的智慧跃然可见。起源于中国的这条古老的贸易路线受道路地形的约束，中国古代商人利用骆驼和马匹来拖运丝绸、瓷器以及其他商品，他们穿过寒风肆虐的山谷，跨越高入云霄的山间隘口，穿过了一个又一个绿洲，越过了浩瀚的沙漠，最终到达西方。香港作为全球贸易港的地位很大程度归功于其地理位置，以及本身是中国南部最好的深水码头这一自然条件。在古代，丝绸之路代表了远距离、交通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贸易的最佳路线。在那样的条件下，地理位置决定了一切。

今天开展贸易，或从事任何与全球范围内开展商务相关的活动，都面临着同一个根本的挑战——把产品与客户连接起来。在这个世界中，公司在何处才能够找到最佳的产品？这些产品如何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价格传递到客户手中？在这个世界中，最佳的传递路线是什么？现在货物传递路径的变化性更强。尽管在从中国的珠三角将货物运送到世界各地的过程中，通过香港港口运送的比例仍占绝大部分，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货物通过飞机来运送（现在按照货值计算，高达34%）。港口必须建立在海岸线附近，但飞机场几乎可以建在世界任何地方。即使遥远的地理距离能将亚洲的工厂与北美或欧洲的零售店分开，现在也变得不是十分重要了。持续的信息流动，快速的货物流动让地形上的高山与河谷不再那样重要，地理位置不再是决定性条件。

地理位置的重要程度大大降低，其他的约束——尤其是法规——正在影响并形成新的全球贸易格局。有时法规和贸易协议制造的障碍（通过配额、安全条款以及其他约束）阻碍了贸易的发展。法规和贸易协议也可以建造一些“隧道和高速公路”（通过签订两国的双边最惠国待遇条款）从而促进贸易的开展（实例见表11—1）。其结果是多边的、双边的以及地方法规的调整、融合。正如过去的商人需要了解丝绸之路一样，今天的企业领导者需要了解这些新的“丝绸之路”，以及影响它们的要素。

全球贸易配额制度与安全条款要求意味着，有时产品通过迂回的方式穿越国界，完成交易可获得更大的优势。例如，尽管整个服装全部在中国南方珠海加工从经济意义上而言，成本最优。但现行的法规使得服装加工经历了虽然真正山脉的变迁要历经数百万年，但新的、人为设置的或政治性的山脉和隧道几个月内甚至是几天内就可能发生变化。从珠海到澳门，然后再返回珠海的过程。纺织物先在珠海漂染、裁剪，运输到澳门进行主要的“加工”（例如，将袖子缝制到衣服的主体部分上），使得澳门成为该件服装合格的原产地，然后再将其运回珠海完成整个服装的制作、刺绣、洗涤、熨烫、定价和包装，最后再运回澳门进行清关。这是一条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只有把它当做是为了规避人为设置的障碍——拜占庭式的迷宫而必须走的道路它才有意义。

全球贸易中新的丝绸之路并不像过去的贸易路线那样永恒不变。虽然真正山脉的变迁要历经数百万年，但新的、人为设置的或政治性的山脉和隧道几个月内甚至是几天内就可能发生变化。这意味着，也许这条道路今天还是光明、平坦的，但明天就可能被关闭。新的道路会在别的地方出现。古老的丝绸之路历经数代才形成，而新的丝绸之路可能一夜之间就得以重建。

因为贸易协议可能会迅速变化，企业不得不持续地密切注视这些情况的变化以做出必要调整，这提高了生产成本以及消费者最终支付的价格，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通常出台相关法规的名义上是保护消费者。

新的贸易环境不仅变得复杂，而且更难以驾驭，尤其是进入双边协议的时代。正式的配额限制和高额的关税曾经是全球贸易当中最突出的障碍。现如今，尽管正式的配额限制和高额的关税已经被降低或消除，但当前国际贸易的阵地却受到一些更加微妙方式的影响。两个独立国家之间的贸易得以推进或被延缓，特别是受一系列双边协议的影响。配额限制被消除了，但是安全条款仍旧被用来保护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使其各行各业免受WTO其他成员国破坏。诸如北美三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这样的贸易组织在平的世界中也造成了一些扭曲。与创造了更加清晰、平面的贸易阵地的多边贸易协定相反，双边贸易协定和安全措施增加了交易的障碍，使得平的世界变得模糊了。双边贸易协定扭曲了商品流、人为设置障碍、制造摩擦、降低灵活性，以及提高价格。

多数双边贸易协定不受理性的经济因素驱动，相反，主要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美国用优惠的贸易条件奖励像埃及这样的联盟伙伴，实际上在加快美、埃两国的贸易进程的过程中，将其他国家排除在外。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贸易中的限制条件旨在为特定国家间的贸易制造障碍，被作为政治、军事以及经济制裁的主要手段。

这些相互交叉甚至冲突的双边贸易协定极为复杂，没有统一的设计，导致了贸易专家所谓的“意大利面碗效应”。公司为了搞清楚所有这些法规和协议，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对于小公司而言，这几乎不可能做到。双边贸易协定导致了企业局部优化的选择。一家公司或许可以设计出世界上最优的供应链，但是需要对它进行调整，以走出双边贸易协定和其他限制条件所形成的迷宫。

没有完美无缺的市场。在一个全球化组织和各国法规并存的世界中，总是会出现贸易摩擦，平的世界中会出现各种障碍。我们应该摈弃那些金融市场领域的理论学家所信奉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理论的错误。他们没有认识到实践中存在着这些非常人性化的体系和决策，它们会对市场产生重要的影响。实际上，我们置身在一个并非完全平的世界中。

网络协调对传统的关于国家和企业竞争优势的观点提出了挑战。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hardo）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提出其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建立在不完全流动的（有黏性的）、不易模仿的专门化资源基础之上。但在平的世界中，知识和其他资源都具有很高的流动性，而且容易被模仿，虽然专业化依然十分重要，但一体化整合成为创造优势和价值的关键要素。如同企业一样，一个国家所掌握的能力与它所能获取的能力并非同样重要。这意味着某些特定的国家需要制定政策来保护或延续其优势。

如果优势转移至网络协调员，在平的世界中大卫·李嘉图关于竞争优势的法则需要被否定吗？就现在而言，这只是一个假设性的命题。在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各国法规编织成的网反作用于使世界变得平的力量，抵消了积极作用。正如经济学家佩德罗·维沃利（Pietra Rivoli）对全球制衣行业进行调查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件T恤衫的旅程》一文中指出的，全球的制衣行业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行业，从得克萨斯州补贴棉花种植开始一直到中国的成衣加工厂，整个供应链受相关国家的法规所推动，而不是市场的力量所推动。维沃利这样写道，“政治对市场的反馈、市场中的政治保护、市场中的政治参与，而不是市场中的竞争，是我这篇T恤衫旅行故事的中心所在”。她在文中还提到，或许真正竞争意义的市场存在于这个链条的末端，即在新兴国家的市场中销售二手的T恤衫时。

正如任何一名投资者都知道的，市场缺乏效率才创造了机遇。像利丰公司这样的网络协调员，拥有高度灵活的全球网络，实际上能够在充分利用双边协定所形成的边缘地带准确定位。利丰公司这样的网络协调员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超强的供应商网络，能够对任何法规中出现未曾预料的变化做出积极的响应。但是正如不存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一样，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平的世界，这些因素都增加了全球贸易中的复杂程度，导致了整体缺乏效率。只要世界变得更平，从长远来看，每个参与者都会有所收获。

真正的平的世界会导致贸易的民主化。每个国家或企业根据自身的资源和能力，都能够培养和形成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这种贸易民主化意味着作为网络中的一分子，那些资金有限的小公司也能够获得经营的成功。全球化给参与其中的国家和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全球化竞争的阵地的形态影响了这种收益的范围和分配方式。多边主义行为创造了价值，并使全球经济趋向民主化，大家都能找到用武之地。双边贸易体系造就了寡头垄断的格局，对参与者实施区别对待，迫使大家进入事先分配好的角色。尽管从短期来看，这种方式能够给公司创造一些绕开贸易障碍的机会，但总的来看，整个供应链收益将不会达到最优，最终会损害所有参与者的利益。

企业不应该为了获得优惠的贸易条件，根据使自己符合“原产地规则”的要求，来设计贸易体系。相反，企业应该关注的问题是“以最恰当的价格，在最恰当的时间，将最恰当的商品提供给最恰当的客户的方法是什么？”这是网络协调员唯一应该关心的问题。为何还要担心什么是“实质性的变化”的时刻呢？决策的制定应该只以经济因素为基础。由于未来世界贸易体制是对现实经济的真实反映，而且可以将企业经营战略应用到其中，因此我们需要一个一体化的多边贸易框架。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平的世界，或者选择重重山峦和隧道相互交错的复杂世界。(www.daowen.com)

政策制定者需要仔细审视双边贸易的影响及其意义，企业领导者需要推动政策制定者做出这样的选择。多边的世界贸易体系是我们最大的希望，借此着手来解决像市场准入、关税及非关税贸易壁垒、服务贸易以及促进贸易发展之类的多领域的问题。关于市场准入及关税问题，多边解决方案有助于优化由于分散式生产而引起的多次跨越国界的生产效率问题。

这个世界充满了“界限”，而且还都受到相关的保护和控制。企业需要避开或绕过这些限制，并且在规则发生变化时及时调整自己。尽管贸易政策自由化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新的贸易模式不匹配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是制约网络协同潜力发挥、制约企业在平的世界驰骋的一个最大障碍。现有的贸易体系倾向于保护平庸，增加成本。

平的、网络化的世界使得一些国家有机会制定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从而选择参与竞争的战场。虽然各国都曾经强调发展整个行业——比如像汽车行业和半导体行业，但在网络化的世界中，它们能够和相关企业共同决策，在全球供应链中选择自己最擅长的流程或领域。例如在泰国，政府鼓励泰国的汽车行业在全球供应链中寻找最能增值的缝隙市场。现在几乎全泰国都在讨论全球供应链的话题，以及泰国在全球供应链中能够参与竞争的环节。泰国正在寻求各种途径将自身优势延伸到全球供应链当中。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中，各国所做的决策越来越多地涉及具体的愿景或战略，以便决定参与竞争的范围。泰国会像中国一样成为制造中心，还是会像迪拜一样成为金融中心？

为了进一步支持这些决策——抉择参与竞争的范围，政府在科研、教育以及其他能够增强具体能力的领域内投资。随着中国加入WTO，外资投入的增加将会产生许多市场机遇，这又进一步鼓励当地及外资企业从中国大陆地区采购。一些地区已经发展形成了集群，诸如个人电脑和家用电器行业。这些集群内部包括各种各样的横向和纵向的联系，因此像处理器和芯片这样的零部件能够在中国生产。

政府同样也鼓励建立动态和灵活化的组织结构以增强创造力。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初步的尝试，像期权奖励或员工持股就是迈向此目标的一步。这些激励机制能够把管理层和员工的补偿、企业的整体绩效以及企业未来的发展紧密地连在一起。这样一来，员工能够为发展公司的长期价值而努力，而不是仅仅强调短期回报。最终，政府的领导者能够鼓励产品质量的改进以及新技术的应用，而且还能提供良好的培训以确保有足够熟练的工人。

即使全球贸易的语言是为不同国家所设计的，在这个平的世界里诞生的供应链仍对以简单的方法划分贸易的方式提出了挑战。虽然法规和相关分析是建立在国家层面上，企业经营范围却辐射全球。当一件产品跨越多个国家进行生产时，想想“原产地”这个概念有什么意义？一件羊毛衫可以称为羊毛衫，是从羊毛从羊身上剪下来算起吗？从羊毛被纺成毛线时？从毛线被编织成形时？从毛线被织染时？当毛线的织块被缝合到一起时？还是当最后一粒纽扣被缝合上时算起？这些工序可能发生在许多不同的国家，因此“原产国”这个概念可能有很大的问题。因为通常最后一道工序（并非总是这样）是界定一件产品原产国的依据，而中国经常成为分散式制造流程中的最后一道环节，因而相对于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顺差。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东南亚联盟的所有十个国家都参与其中，但主要是增加了中国贸易顺差的额度。对于原产地规则而言，不同的进口国通常有不同的规定，一般来说是基于“实质性的转变”发生地（比如像将袖子缝合到衣服上，而不是缝合纽扣）。

因为我们关注的焦点从公司之间的竞争转移到不同的供应网络间的竞争，所以我们需要改变以往看待和规范这个世界的方式。诸如“实质性的转变”和“原产国”这样的概念需要重新界定和分析。我们需要新的词汇来反映分散式生产的现实情况。

现代供应链和物流已经变得极度高效。理想的情况下，它们犹如经过精心调试的法拉利赛车，正在沿着平的世界中笔直和开阔的超级高速公路行驶。在这条笔直、平坦的道路上，本应该行驶得更快，也就是说能够比过去的供应链更有效。但在现实当中，这些法拉利赛车被迫行驶在泥泞的道路上，还必须通过少数隧道和隘口来穿越重重山峦。

贸易网络有利于刺激当地经济发展，有利于医疗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它们能够成为从事商业往来的两国之间稳固关系的有力保障。托马斯·弗里德曼曾经提出“预防冲突发生的金色拱顶理论”，他认为拥有麦当劳分店的国家彼此不会发动战争。这一理论目前被更新为“戴尔理论”——成为全球供应链一部分的两个国家彼此不会发生正面冲突——比如像戴尔公司的电脑部件生产国。

尽管人们都开始担心制造业转移导致的后果，即各个产业“空洞化”带来的影响，但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行业中，中国已经建立起强大的生产能力，但同时也急需大量的原材料和中间的零配件。行业内最佳的劳动密集型生产企业可能会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像孟加拉国或越南，以及现有的一些能够培养新的竞争能力的地区。最终，中国自己的服装加工业或许会被诸如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些新兴国家所“淘空”。

对于企业领导者而言，关于“空洞化”的争论可能会分散注意力，使之没有将重点放在开发最能增值的产品和供应链方面。还记得那时，美国的议员砸碎索尼的收音机，或因半导体行业迁移到中国台湾而拉响警报，这类的话题占据了媒体的标题，但仅仅起到延缓经济发展的作用。英特尔公司没有脱离主业，但是随着个人计算机产业的兴起，转到一个利润更加丰厚的新领域。尽管索尼曾经凭借随身听成为电子消费品领域最富有竞争力的企业，但这没能够阻挡住美国的苹果公司利用iPod产品占领市场的脚步。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竞争的市场是存在的，无论产品出自何处，最好的产品总会在竞争中胜出。今天全球市场的竞争不再是零和游戏。

虽然全球贸易的重要性并非都是像本章开篇部分所列举的案例一样，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但它确实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给所有的人带来了工作的机会：知识密集型的工作、加工制造业工作、半成品和零部件制造工作以及与服务业相关的工作。多边贸易体系使得世界上的每个地区都能根据其自身具备的能力做出贡献，以形成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现代生产体系是多边而不是双边结构。我们的贸易法规也必须是多边的。多边主义使得全球贸易民主化。如同一辆经过精心调试的法拉利，它将使供应链变得高效而富有成效。现在我们需要在日渐平坦的世界中，建立能够充分利用现代供应链和物流马力的高速公路。你准备好参与平的世界的竞争了吗？

● 经理们如何认识充满“重重山峦”的世界，并在其中建立自己的企业？

● 在你所在的国家，什么样的国家政策阻碍或促进了网络协同？

● 这些政策需要怎样的调整才能够促进更富有灵活性的供应链的发展？

● 如果“原产国”的概念已经过于陈旧，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现有的、沿着各个国家边界所建立起的贸易法规？

● 在一个日渐平坦（但不是完全平）的世界中，如果必须重新制定政策和法规，你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