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朝关系的启动期

二战结束后，日本对朝鲜的政策因美国对东北亚战略及日韩关系的制约，停留在消极的立场。但是，两国没有完全断绝交流关系。日朝正式开始接触是从朝鲜战争结束后。战后最初的日朝交往，以间接的民间贸易为开端。1953年末，日本与中国大陆恢复了部分贸易往来，日本商社开始通过中国大连港和东北陆路进行对朝间接贸易。

1954年鸠山一郎内阁成立。鸠山内阁积极推行自主外交，并希望扩大与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在这种背景之下，对朝鲜也开始采取接触政策，日本国内出现了与朝鲜发展经济关系的动向。1955年2月17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和朝鲜在中国北京签署了总额为120万美元的“贸易协定”。1955年2月25日，朝鲜外相南日指出：“朝鲜在与不同社会制度的所有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下，希望与我们建立友好关系的所有国家建立正常的关系，首先在关系到相互利益的贸易与文化方面建立相互连带关系”，并提出政府之间的协商。日朝关系的第一次接触时期。但是，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之下，日本以不能同时承认朝鲜半岛南北的两个国家为由，拒绝了朝鲜的提案。日朝两国虽存在各种政治阻碍，但其经济、文化、人员等方面的交流比较活跃。其主要原因如下：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发生危机，而朝鲜加强与中国的交流，对此不满的苏联中断了对朝鲜的军事、经济援助；1965年，日韩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签署了《日韩基本条约》，朝鲜感到控制日益密切的日韩关系的必要性。日本也非常需要扩大朝鲜市场。日朝双方从各自的需求出发，加紧扩大双边交流。

1961年，日本政府承认与朝鲜的直接贸易，但禁止直接结算。1962年11月，解除了禁止直接结算的条款，双方的贸易额迅速增长。日本制定了1961年至1966年的5年之内实现5亿美元贸易额的目标，并同意延期付款8年，协商设立贸易事务所等。1963年，朝鲜对外运输公司与日本海运公司就定期船舶往来签署了协定。日朝政府承认直接贸易之后，两国的贸易额逐年增长。1960年，日本从朝鲜的进口为8千美元，出口为8万美元；而到1963年，贸易总额达到了1500万美元。

随着经贸往来的增加，日朝之间的文化、人员交流也活跃起来。1955年12月，日本演员代表团访问朝鲜，与朝鲜国立剧场签署了《友好交流协议书》。以此为契机，日本各界代表团陆续访问朝鲜，并签署了各种友好协议。1955年12月，日本劳动代表团与朝鲜职业总同盟签署了《朝日劳动关系协议书》；1956年10月，日本私铁总联考察团与朝鲜交通劳动者职业同盟签署了《文化交流协议书》；1957年1月，横滨市和平代表团与朝鲜拥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平壤市委员会签署了《朝日友谊交流协定》，同年10月，日本农民代表团与朝鲜农民同盟签署了《强化朝日农民连带的协议事项》等。这时期，日朝两国间重要的交流还有在日朝鲜人的北送问题。朝鲜积极向日本政府要求在日朝鲜人回国。当时，在日朝鲜人约60多万名，而其中的80％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这给日本经济带来巨大负担，也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日本也积极推进了在日朝鲜人的北送问题。

这时期，在美国的撮合之下，日本与韩国在历经14年的马拉松谈判后，于1965年签署了《日韩基本条约》，并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日本由此关闭了对朝外交的大门。日朝之间的一切交流都被中断。在《日韩基本条约》中，对管辖权范围方面，韩方坚持韩国为朝鲜半岛的唯一合法政府。日方则力图采取“限定承认”方式，即只承认韩国对北纬38度线以南拥有管辖权。其实，这说明，日本承认38度线以北也存在实际上的权威国家的事实，为其后与朝鲜的进行交流打下了基础。

二、“政经分离”原则之下的日朝交流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日本越来越感到与原来处于敌对状态的周边国家改善关系的必要性。特别是，随着日韩关系陷于紧张状态，日本政界中主张与朝鲜改善关系的呼声日益高涨，而国际环境的变化也给日本调整对朝政策带来了转机。

首先，美国对亚太战略的修正，是日本调整对朝政策的主要促进因素。中国于1971年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关系开始出现松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关系得到了改善。这些变化大大地增加了日本在外交上的回旋余地。

其次，日本与中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围绕朝鲜半岛的东北亚冷战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日联合声明》为中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为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交流的扩大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也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产生了积极影响。

此外，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也进入了对话阶段。这一时期，联合国也开始讨论朝鲜问题。在1974年的联合国大会上，“支持朝鲜案”与“支持韩国案”得到了同样票数。日本政府坚持不与朝鲜建交的“国际惯例”也已与韩国建交的乍得共和国，又承认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这种同时承认南北双方的国家日益增多。在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红十字会于战后26年来举行了首次会晤，其后发表联合声明称：要以自主、和平、民族团结的方式实现统一。朴正熙也发表了关于和平统一的声明，其中表示同意南北双方一起加入联合国。1973年5月，朝鲜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为向联合国派遣观察员和正式加入联合国铺平了道路。在这种国际环境的变化中，标榜“联合国中心外交”的日本得以名正言顺地重新考虑对朝政策了。日本开始改变了对朝态度，采取了积极接近朝鲜的政策。

在上述国际环境的影响之下，日本政、官、财各界出现了改善对朝关系的动向。但是，日本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因受到美国东北亚战略与日韩关系的影响，不能进行政府之间的交流。日本谋求了通过政党以及民间团体的交流方式。在这一时期，日本出现了约28个亲朝团体，以社会党为中心的对朝政党外交也非常活跃。■1970年8月13日至26日，日本社会党议员代表团应邀访问朝鲜；1971年11月16日，包括自民党成员在内的约240名国会议员成立了“促进日朝友好议员联盟”。该联盟的代表团于1972年1月访问平壤，与“朝鲜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缔结了“贸易协定”。该协定内容包括：至1976年，把两国贸易额增加到1.5亿或2亿英镑；在东京和平壤举办贸易博览会；进行人员交流；互派贸易代表机构。他们与“朝鲜对外文化联合协会”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两国间有必要进行人员以及经济、文化的交流”。这为日朝两国进行政府间交往奠定了基础。

早在1971年8月，在东京召开的第五次日韩定期部长级会议上，木村俊夫代理外相指出：“今后要逐渐发展与北方（朝鲜）的人员交流。”1972年9月，在韩国召开的第六次日韩定期部长级会议上，大平正芳外相做了进一步拓宽对朝关系的演说，指出：“与北方（朝鲜）不仅要进行人员及文化、体育方面的交流，也要进行经济交流””■，并指出日本产业界非常希望向朝鲜出口钢铁、机电、肥料等领域的大型成套设备。1974年1月，大平外相在国会演说中再次强调了与朝鲜进行交流的必要性，并指出：“我们衷心希望朝鲜半岛自主、和平统一和永久稳定，我国政府在与韩国的关系上，以国民为基础，发展多方位的关系。在与朝鲜的关系方面，考虑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南北对话的进展，将进行经济、文化、体育等方面的交流。”自此，日本政府在国会的外交演说中，每当涉及日韩关系时，都要提出与朝鲜发展交流的重要性。1974年8月29日，木村俊夫外相指出，朝鲜不可能侵略南方；韩国不是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府，并指出，日本的对朝鲜半岛政策是“南北等距离外交”。(www.daowen.com)

20世纪70年代以来，朝鲜开始与韩国进行接触的同时，其对日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20世纪70年代以前，朝鲜对日本的态度是十分严峻而强硬的。1965年6月《日韩基本条约》签署之际，朝鲜政府发表声明宣布，日本政府与朴正熙集团在日韩会谈中所签署的一切条约、协定均属无效，朝鲜保留对日索赔权。在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发展，促使朝鲜对日本的态度也有了微妙的变化。1971年9月金日成主席在会见访问朝鲜的日本人士时第一次公开表示，朝鲜和日本最终是要建立外交关系的，在此之前还有许多事可做，希望能够实现经济、贸易、文化、新闻、体育等各领域的交流和人员往来，当然这也取决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同年10月，朝鲜金日成主席在会见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时首次提出了朝日建交的基本条件，即必须废除承认韩国是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权的《日韩基本条约》，因为该条约粗暴地干涉了朝鲜内政，助长了韩国的侵略性并使朝鲜分裂状况永久化。随后在1972年1月，金日成主席在会见日本新闻代表团时又表示，《日韩基本条约》是两国邦交正常化的障碍，必须予以取消，如果朝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日韩基本条约》也即自然解除。同年，朝鲜领导人朴成哲也表示，日本在与韩国维持外交关系的同时与朝鲜建交将有助于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日本也可以在朝鲜统一后与统一的朝鲜直接建立外交关系，不过当前日本应对南北朝鲜采取平衡政策。金日成主席在1972年9月指出：“美帝国主义妨碍了日本人民的自主性，也妨碍了朝鲜的统一，而日本政府仍然采取追随美国的政策，从现状看，朝日建交尚需一定时日。日本政府应对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实行对等的均衡政策。”

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日朝关系在接触和对立的相互交错之下，保持了经济、民间交流，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

表3-2日本对朝鲜的贸易（1972—1983年）

从表3-2中可以看出，1972年起日朝贸易额出现了急速上升的趋势，为两国的各领域交流打好了基础。

日朝文化交流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972年9月5日，两国在日本成立了“日朝文化交流协会”，并签订了《文化交流协定》。从此，很多朝鲜文化界人士相继访问了日本。例如，1972年9月，为调查高松冢古坟，朝鲜学术调查团访问了日本；1973年5月，以《劳动日报》主编兼朝鲜记者同盟委员长郑准基为团长的朝鲜记者代表团访问日本；同年8月，以朝鲜对外联络委员会委员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前教育相、财政相尹基福为团长的平壤万寿台艺术团访问日本并举行了文艺演出。

日本又允许在日朝鲜人归国探亲。1972年4月，日本批准在日朝鲜总联副议长李季白等6名的再入国手续。同年7月，又批准在日朝鲜人小学、中学、高中的学生51名的再入国手续。之后，日朝交流活动日益活跃。见表3-3。

表3-31963—1991年朝鲜访问日本的人数

可见，20世纪70年代国际环境的变化，为日朝关系带来了转机。日本出于其安全及经济利益上的考虑，扩大了对朝鲜的交流，这在客观上起到了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作用。以外相、首相的发言为契机，日本改善对朝关系的气氛空前高涨。1973年1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外交演说中表示：政府将以“渐进、扩大”的方针与朝鲜进行接触。首相田中角荣也在关于施政方针的答辩中声明：政府将在人道、体育、文化贸易等各领域加深与朝鲜的接触和交流。表明日本政府的对朝政策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对朝交流的政策限制进一步放松。同年1月，平壤高等轻工学校足球代表团来日；3月，朝鲜广播技术代表团访日；5月，朝鲜记者同盟代表团应邀访日；7月，朝鲜教育文化职业同盟代表团来日出席日本教育组合大会；8月，朝鲜国立万景台艺术代表团访日。日朝之间在文化和人员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出现良好势头。1974年8月，木村代理外相指出：“韩国不是朝鲜半岛唯一的合法政权，朝鲜也存在着合法政权。而且日本也不希望韩国用武力统一北方政权。因为日本的安全不仅需要韩国的和平与安全，而且更需要整个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以上的种种标志着日本的对朝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日朝之间的交流主要侧重于经济方面，政治交流仍处于艰难的起步阶段。

综观20世纪70年代的日朝关系，日本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基点是：在继续保持与韩国的友好关系的同时，尽量缓和与朝鲜的关系，力图保持朝鲜半岛的稳定；另一方面，又欲使朝鲜半岛南北同时成为日本的进出口市场。日本改变过去的只承认韩国的政策，转而支持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并采取交叉承认南北双方的态度。归根到底，这实质上是通过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来保证其自身安全的政策。